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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百家乐 郭英德:《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新论》前言丨【学术动态】

2020-02-28 03:28:59 网上百家乐 已读

ISBN:978-7-100-17803-7

出版日期:2019年11月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新论》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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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来,在大型散文研究文献集成的编纂与出版过程中,我们在散文研究文献的作者考辨与文本考辨两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在散文作家研究方面, 马东瑶《欧阳修的文学教育与宋代文学的发展》和 裴云龙《“三苏”并称与苏洵、苏辙散文的经典化历程考论——以1127-1279年为中心》两篇论文,在文学史发展的视野中,考察古代散文经典作家欧阳修、苏洵、苏辙的文化贡献与文学传播。马东瑶的论文选择文学教育的视角,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取得成功的原因。论文指出,在宋代文学发展史上,欧阳修不仅提出了适合时代要求和体现新的审美追求的文学思想,以成功的创作实践为后学提供了经典范例,而且从作家与创作两方面着力进行文学教育,以培植新型的“士人”为己任。一方面,欧阳修从塑造士人品格和精神境界入手,着力培养关注现实、关心百事的新型文士。另一方面,欧阳修极力倡导以意为主、平易流畅的文学新质,并加以推广,在文坛上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和接受。在欧阳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苏轼、曾巩等新一代文人,继承和发展了欧阳修的文学思想和创作观念,最终确立了宋代文学的独特风貌。裴云龙的论文选择1127—1279年这一北宋散文经典化的重要时期作为研究时段,在学术与文学互动的视野中,考察苏洵与苏辙散文的经典化历程。论文指出,在这一时期,理学思想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并对南北中国知识界均产生深远影响。而“三苏”阐述经史思想、政治观念的策论类文章,在文学选本中得以突出并受到重视,从而使“三苏”在散文经典体系中的并称也就包含了“苏学”的因素。与苏轼散文相比较,苏洵、苏辙散文经典价值的获得,更明显地依托其学术性的内容。这一时期的知识精英普遍认可苏洵文章作为“苏学”起源的价值,在此基础上对其篇章主旨、写作技法和行文个性做了全面的解读,将其建构为涵括多重维度的文学经典。而苏辙散文则主要凭借其史论类文章的思想观点受到广泛关注,苏辙史论中的诸多观点契合了儒家正统的道德理念,从而得到众多理学家的广泛认可,也为“苏学”与理学的弥合、折中提供了可能。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心专刊之四)

进入21世纪以来, 历代文学选本研究成为古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得以大大拓展,并呈现出极其繁荣的局面。付琼作为得风气之先者,2010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时期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研究”,2014年又加入“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这一重大项目的团队,继续展开历代散文总集评注文献的整理与研究。2016年,付琼出版了《清代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考录》一书,考录48种于清代成书的唐宋八大家散文评注文献。以此为基础, 付琼《明清选坛对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的负面评价与赓续本的再生产》一文,从立名、宗旨、选文、评点、影响五个方面,系统地总结了明清选家对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的主要评价。论文进而指出,不满茅《抄》的人们不断对它加以改编或再选,以适应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不同需要。每一个新选本都在扬弃茅《抄》的基础上有所变革,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因袭了茅《抄》的基本特征,这个基于共同母本、有因有变的衍生过程就是赓续本的再生产过程。全文体现出历史与思辨相结合的研究思路,有效地启发了读者对清代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层出不穷这一文化现象的深入思考。从文学选本传播的角度,考察时代风气的转移,这无疑是一个值得继续开拓的学术研究领域。

在散文文体研究方面, 翟丹《唐代厅壁记研究——以厅壁记文体生成与流变为中心》和 范雪琳《论先茔碑在元代的兴盛与衰落》两篇论文,均选择了前人少有关注的新型文体,从历时的角度探求其生成与演变过程。翟丹的论文指出,时至唐初,文体学意义上的厅壁记业已诞生,且“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厅壁记在唐代不仅有了固定的命名方式、写作程式、创作主题,而且时人对厅壁记的创作经验也进行了总结。这时厅壁记创作体式已经成熟,获得了文体的独立地位。宋初编纂的《文苑英华》,方始专门设类辑录厅壁记这一文体的作品,并且赋予这类作品以类名——“厅壁”AG百家乐,于是厅壁记在文体序列中被正式赋予一席之地AG百家乐,其文体价值获得充分的肯定。《文苑英华》通过对篇目的择收和分类AG百家乐,运用主流的文体划分标准,对厅壁记文体内涵进行了进一步的界定和规范,使厅壁记文体中“壁”的概念被虚化,被界定为“官署厅堂记”,其内涵因此有所拓宽。与唐人偏重于厅壁记的政治功用不同,《文苑英华》更在意其文学性质。厅壁记文体在被收入总集时,已被迫与其最初载体——壁——分离,使得厅壁记脱离了政治环境,其直接的政治功用被消解,单纯作为一类文学作品存在。范雪琳的论文指出,“先茔”即家族世代丧葬之地,在此立碑,追述家族世系源流,并以家族三代世系为主要写作对象,记录其生平与德行,以彰显先人之不朽,尽孝子之追思,这类碑志就叫做“先茔碑”。先茔碑作为碑志文的一类,最晚于金代章宗明昌年间在北方民间产生,南宋地区类似篇目的出现还要晚六十年左右。金代的先茔碑一般只用于平民或低级官吏,且数量较少。而先茔碑与礼制相符合、利于宗族收聚的特点,使得这一文体在元代得到继承并有所发展,逐渐成为官方敕赐之作。从数量上来看,《全元文》中共收录先茔碑类作品171篇,包括先茔(祖茔)碑、先德碑、世德碑、昭先碑等。从作者来看,元代文坛较为有名的作家,如元好问、姚燧、赵孟頫、虞集、黄溍、苏天爵等,几乎均有此类作品存世。元代的先茔碑形成表彰功勋与记录族谱两类功用并行的局面,文章内容与写作手法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而随着元代的灭亡,先茔碑也走向了衰落,其在官方的地位逐渐为神道碑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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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们刚刚庆祝了改革开放四十年;2019年,我们即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历史将我们引入了一个“承上启下”的新节点。我在《文学遗产》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改革’的氛围,让我们敢想、敢说、敢写,以发自肺腑的文字解读历史悠长的古代文学历史。‘开放’的语境,让我们能想、能说、能写,以炯朗清澈的目光审视古往今来的文学文化现象。”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始终保持这种改革开放的心态,在古代散文、古代文学研究的漫漫长途中,目标明确,脚踏实地,勇往直前,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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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琰《“道喻”的日常化趣味及思想史意义——〈二程遗书〉的一种文学解读》和 诸雨辰《文学复古的革命意识:章太炎文论管窥》两篇文章,则从思想史研究的宏观角度解读散文文献。谢琰的论文指出,《二程遗书》是哲学名著,但若从文学角度解读,既能发现新的文学趣味,还可打开新的思想史研究空间。论文指出,《二程遗书》的文学趣味,集中体现为“道喻”,即用譬喻方式说解形而上学问题。先秦诸子典籍尤其《论》《孟》《老》《庄》,是二程“道喻”的主要渊源。二程某些“道喻”的表达方式,具有不同于以往哲学著述的日常化趣味,表现为故事的真实性、情境的代入感、生活的归纳法等内容。此类日常化“道喻”,在理学语录中颇为常见,揭示了宋代哲学方法论的重大新变,即为日常生活确立形而上学价值。这就是二程“道喻”所承载的思想史意义。而这种哲学方法论新变,也体现在苏轼诗文中,表现为“理趣”。“理趣”与“道喻”的呼应,印证了文学与哲学的深层联系。诸雨辰的论文以《国故论衡》卷中《文学七篇》中的论述为主要研究对象,聚焦章太炎的作家批评,力图以小见大地审视晚清文学批评的最终归宿。论文指出,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极力反对西汉以及唐宋文人,而高度推崇魏晋文人,主张以学术为根柢,以学术上充满逻辑性、思辨性而政治上具有批判性、攻击性的文学,作为唤起民众的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抵抗长期以来专制思维对思想的禁锢,从而倡导思想启蒙。同时,章太炎“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的文学观,从音韵训诂中剥离附加在文学之上的诸种意识形态,从而以解构的方式,推论出原始儒家的民主,以呼应当时的时代要求。章太炎的复古式革命,因其对传统的深刻继承而具有的保守性,起到了社会稳定剂的作用,其意义与价值应重新审视与评判。

随着对散文研究文献不断地发掘、整理与探究,我们在历代的散文文体研究、散文作家研究和散文选本研究方面,视野更为开阔,论题更为新颖,思考更为深入,见解更为精辟。

郭英德,1954年生,福建晋江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明代文学研究会(筹)副会长等。曾任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高级访问学者、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亚洲系访问教授、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高级访问学者等。1996年被评为北京市“培养跨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入选者,2000年被评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曾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等。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戏曲、中国文学学术史等领域的研究。已出版学术专著28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主持与参与国家与省级科研项目10余项,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主要著作有《明清文人传奇研究》《明清传奇史》《探寻中国趣味:中国古代文学之历史文化思考》《优孟衣冠与酒神祭祀——中西戏剧文化比较研究》《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明清文学史讲演录》《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建构与反思——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思辨录》《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等,主编《多维视角——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立体建构》《中国散文通史》等。

在散文研究文献作者考辨方面,本书收录了 钟彦飞《〈文章精义〉编者新证》、花兴《许衡书启考论——兼论其心态及其他》、踪凡《〈赋苑〉编者李鸿生平考略》三篇论文。《文章精义》一书点评论说历代古文及作者,观点精到,是元代重要的文论著作。经过众多学者的先后考证,已经谳定其作者为元初建昌南城人李淦,并对其生平事迹作了翔实梳理。但是,该书的编刊者却迄今未能论定。钟彦飞的论文根据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木活字本《文章精义》等新发现的数则材料,考定该书编者为益都人于钦止,曾任岳州教授,并大致梳理了于钦止的行迹。依据吉林文史出版社元代别集丛刊本《许衡集》统计,许衡共存书启38篇,多是友朋往来之作。花兴的论文从文献传播的角度,梳理了许衡书启的刊刻与流传过程。在此基础上,论文认为,许衡是理学家,并不以文字见长,其书启语言多平实质朴,但大多言之有物,情感真挚,尤其足以省察许衡的出处进退及其心态。踪凡的论文根据明黄汝亨《上饶令李君墓志铭》,并参照其他相关史料,考知《赋苑》编者李鸿(1558—1607)的生平大略。论文指出,李鸿字渐卿,一字仪羽,别号为溪,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苏州)人。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二十四年出任上饶知县。因与朝廷税监对抗,遭受诬陷,削职为民。其著述13种,今仅存《书经讲义会编》《赋苑》两种。《赋苑》完成于李鸿任上饶知县期间,很可能刊刻于1598—1602数年间,是明代赋集编纂的代表性成果,对明清之际赋体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有清一代的赋总集的编纂亦有导夫先路的作用。

2015年承蒙商务印书馆的鼎力支持,我们编撰了第一部以“古代散文研究文献”为主题的论著《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论丛》,作为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的前期成果,于2016年10月正式出版。

清代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作为清廷官修目录,无疑代表着官方的、主流的、权威的、正统的学术立场和学术观点。因此,以《总目》为研究对象,可以深入发掘清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策略、文化思想和文化观念。 郭英德《〈四库全书总目〉论散文的文体形态特征》一文,在对《总目》相关材料进行穷尽式搜集与系统化整理的基础上,指出《总目》在语体与文体的双重含义上,将“散文”与“韵语”、“散文”与“骈体”对举,并强调散文应有其独特的“文体”特性。该论文秉承曹丕(187—226)“文本同而末异”的观点,从两个方面考察《总目》对散文“文体”特性的探讨:在文体的审美对象方面,《总目》认为,以经术作为散文之本原,确定不移地“根柢经术”,这是确保散文“体格”高尚、质性醇正的重要因素;同时,散文还应讲求严谨的“法度”,才能“极文章之能事”。在文体的审美精神方面,《总目》认为,“散体之变骈体”原本只是“文章正变”,而“文质彬彬”的审美境界才是“古文”和“骈体”潜在相通的“神理”,“典重”“醇雅”“浑成”则是“古文”和“骈体”共同追求的“文格”。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学批评理论的集大成者,《总目》对“散文”文体形态特征的多层面揭示,无疑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足以为我们今天探究中国古代散文的文体形态特征提供极其丰富的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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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简介

原标题:郭英德:《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新论》前言丨【学术动态】

在“意蕴发微”板块中,收录了7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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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魏崇武《试论蒙元初期散文的宗韩之风》一文,则从文学史发展的角度着眼,考察蒙元初期散文的时代特征。论文指出,金中期以来,理学影响逐渐加强,散文也产生了变革要求。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出散文宗韩的趋向。这种趋向的延伸和加强,形成了蒙元初期散文的宗韩之风。这股风气深刻地影响着蒙元初期散文的理论和创作。

时隔三年,我们又编撰了这部 《中国古代散文文献研究新论》,继续在“古代散文研究文献”这一领域中拓展掘进,贡献我们新的研究成果。 本书收录19篇论文,分为三个板块,即“研究视野”“文献整理与考辨”“意蕴发微”。以下就这19篇论文略加摘要,稍作评说,权当导读。

页码:413页

在“研究视野”板块中,收录了6篇论文。

2017年,踪凡、郭英德主编的《历代赋学文献辑刊》200册,汇辑214种存世的古代赋学文献,作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该书有70%以上的文献分别收藏在十余家藏书机构,非常稀见,是首次影印面世,为赋学研究者和古代文史研究者提供了基础性的阅读及查考文献。该项成果荣获2017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 踪凡、郭英德《历代赋学文献的变迁、类型与研究》一文,就是在《历代赋学文献辑刊》一书的《前言》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论文指出,赋学文献指对赋体文学作品进行编集(含编选、载录、摘引)、评论、注释的文献。历代赋学文献源远流长,可以划分为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含辽金)、元明、清代五个历史时期,各个历史时期的赋学文献呈现出独特的风貌。根据文献的性质,历代赋学文献的类型可分为赋总集、赋别集、赋论、赋注四大类;根据文献的形态,可分为专门性赋学文献、兼容性赋学文献、依附性赋学文献三大类。不同类型的赋学文献共同构成丰富多彩的赋体文学世界,具有十分深广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历代赋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一直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全面而系统地整理和研究历代赋学文献,不仅是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化史的基础工程,也是弘扬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与上述几篇论文的审视角度不同, 张德建《明代台阁文学中的快乐图景与抒情文化》和 《解缙之死书写差异及其文体意义》两篇论文,走进历史现场,体察文化潜流,发掘文本精义,视角相当独特,论述颇为新颖。《明代台阁文学中的快乐图景与抒情文化》一文指出,明代台阁文人通过为快乐和幸福感溯源,不断营造着感念皇恩的强烈情感和生命归属意识,在颂声合唱中不断增强国家认同。台阁文人在建构出一套包含后乐精神、与民同乐、清乐自处等元素的士大夫盛世快乐体系的同时,还塑造出乡绅阶层的快乐生活图景,起到政治社会建构中的稳定和示范作用。政治文化主导下的抒情文化是台阁文学的精神核心之一,在此引导下,台阁文人大量使用描写、虚拟、对比、遮饰等修辞手法,不仅形成了整体上的抒情氛围,还直接促成了文章的结构方式和雍容平正风格的形成。理学消弭冲突的生命境界,“和”的思想观念及政治理念,缺少政治批判和思想匮乏等内容取向,决定了台阁文学雍容大雅的文风与平庸的套语式表述。《解缙之死书写差异及其文体意义》一文指出,在明清人的历史叙述中,明代永乐朝解缙的死亡,有六种不同的表述。虽然经过前人考证,解缙之死的历史细节与真相终究无法澄清重现。这是因为解缙之死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从理论上说,存在三个层面的真实,一是历史真实,即事件本身;二是叙述层面的真实,即叙事过程中产生的真实感;三是文体层面的真实,即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都面临着真实的要求,在表达上存在差异和融合之势。历史真实不可复现,而叙述层面千差万别。后人只有进入到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的文体层面,才能真正理解历史的“真实”。在“历史”与“文学”的交融互渗中,考察文本深藏的社会价值与文化意义,这不正是我们解读历史文献的趣味所在吗?

作者:郭英德 主编

在“文献整理与考辨”板块中,收录了6篇论文。

主编

本书充分反映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的最新进展。全书力图在全面考察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整体状貌的背景下,以专题研究的形式,选取文本文献与研究文献中若干重要的现象,进行深入探讨。 从视野而言,自先秦迄民初,既有宏观性研究,也有微观性阐发。 就对象而言,既有集部中的古文、赋、骈文等散文作品及评注文献,又有书启、厅壁记、先茔碑等实用性文章,更有子部中的哲学著作和史部中的历史撰述。本书多为就一手文献进行文本细读的新体验、新认识、新思考,有利于中国古代散文文献、散文史、散文理论等领域的研究突破“纯文学”的狭隘观念,形成宏通广阔的新格局。

于雪棠《儒道两种视角的“在宥”阐释——兼及文本问题》和 吴沂澐《卧以游之:论宗炳〈画山水序〉中对“游”的艺术实践》两篇文章,都采用“小题大做”的研究方法,从细处入手,揭示文本蕴含的深刻思想内涵。于雪棠的论文在《庄子·外篇》中的《在宥》篇为研究对象,指出此篇中“在”的含义是存在,即让天下保持其固有的存在状态;“宥”,不是宽,而是容。“在”“宥”二字合观,意思是顺应天下自然的存在状态,以保存其固有的性与德。论文指出,后人对“在宥”词义的辨析,离不开对文本整体意旨的把握,历代解释的差异,不只是词义的不同,还体现了儒道两种视角的差异与会通,林希逸和王夫之的阐释尤其具有代表性,“自在”“自得”二词是解说的关键。对《在宥》文本淆乱的问题,从其与《老子》思想的关联角度考察,可知全篇各章所论都围绕一个中心,并无他篇文字窜入。吴沂澐的论文以宗炳“卧游”为轴,以《画山水序》为考察文本,力图厘清其中所融摄的玄理玄风及艺术理论,究论人与自然的关系。论文进而讨论“卧游”的功能性特征,申述观赏对象如何从自然山水转为山水绘画,并藉美感经验的积淀,使自然与人之精神关系,从单向蜕变为双向发展:山水画因人的观赏而有不同的美感意义,人亦因从中体会的美感,逐步建构其本体,山水画遂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论文认为,靡染玄风的魏晋士人,普遍以老庄自然精神作为意识基础。大林山丘之善于人也,自然引发人的感兴,人复挹注情感于自然之中,在物我之间,焕发主体之神思飞驰。山水仍是玄意附属,直至宗炳初萌山水画的美学理论,方开“玄义美学”之兴,影响极其深远。

近三年来,在广泛搜集与细致研读散文研究文献的同时,我们对散文文本的文献构成方式及其文化意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研究视角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2019年1月15日

定价:68.00元

在文本考辨方面,本书收录了 车祎《明代尺牍评注文献十种叙录》、钟涛和岳赟赟《蒋士铨〈评选四六法海〉评点之骈文作法论》两篇论文。车祎近几年查阅并研读了大量明代尺牍原始文献。收入本书的论文叙录十种明万历中期以后的尺牍评注文献,分别是冯汝宗辑、王大醇注释《新镌注释历代尺牍绮縠》四卷,汤宾尹辑《刻卓吾李先生批评国朝名公书启狐白》六卷,王纳谏辑评《评选古尺牍》八卷,方应祥辑、毛应翔注《方孟旋先生评选邮筒类隽》十二卷,陆云龙评注《翠云阁评选行笈必携书隽》二卷,陆云龙辑评《翠云阁评选小札简》二卷,许以忠等辑《春雪笺》八卷,杨慎辑、孙鑛续辑评《古今翰苑琼琚》十二卷,陈臣忠辑评《尺牍隽言》十二卷,陈继儒鉴定、沈佳胤辑评《翰海》十二卷。叙录内容依次包括所据版本、作者及评注者生平、成书过程、版本存佚、结构体例、评注内容等,揭示其文献价值,俾学者进一步研究。清乾隆间蒋士铨的《评选四六法海》一书,是对晚明王志坚《四六法海》的再次选评。钟涛、岳赟赟的论文指出,蒋评与王氏原选有很大不同,圈抹点评极为丰赡,有近三百条五千多字评语。蒋士铨的评语不再限于传统评点的训诂和考据,而是偏重于从审美层面出发,总结分析骈文的章法结构、行文特点、风格气韵等。蒋士铨在识语及评语中多次论及骈文写作之法,其对骈文写作手法的总结和点评,颇具理论色彩。蒋士铨评语所提到的开合断续法、虚字法、隶事法、伏字法等,在古文写作中极为常见,历代古文家有不少论述,蒋士铨将其运用在骈文评点中,已然有打破骈散界限的意味,极富创新意义。车祎、钟涛、岳赟赟的论文从散文研究文献的形态与内容诸方面着眼,运用细读与比较等方法,揭示散文研究文献的文献价值与理论价值,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2019年终于走到了尽头。

新京报快讯(记者 沙雪良)今天(2月28日),记者从北京市朝阳区了解到,朝阳区文化产业园区复工率超过80%,截至2月27日,朝阳区78家文化产业园区计划为近4000家中小微文化企业减免租金总额超过2.1亿元。